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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侯孝賢基本是個抒情詩人……”， 朱天文是侯孝賢電影創作的長期合作者，她這樣評價侯孝賢和他的電影：“侯孝賢基本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說故事的人，他的電影的特質也在於此，是抒情的，而非敘事和戲劇。……吸引侯孝賢走進內容的東西，與其說是事件，不如說是畫面的魅力，他傾向於氣氛和個性，對說故事沒有興趣……”

侯孝賢曾說：“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這個樣子：平易，非常簡單，所有的人都能看。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，非常深邃。”

1983年，對於侯孝賢來說，是一個轉捩點。《風櫃來的人》獲得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影片獎，侯孝賢從此浮出海面，他的電影創作開始了嶄新的一頁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“拍完‘風櫃’之後，我對電影重新認識，我感覺那是另一種語言。”他擺脫了商業電影的路數，成為藝術電影作者，本文將論及的侯孝賢電影亦從《風櫃來的人》之後開始。 在創作之路上，侯孝賢逐步領悟：“不能永遠不知不覺地拍電影，前面可以不知而行，到後來必然應該知而後行。”他有自己的電影理念和追求，他執著于自己認定的“林中路” ，並且已經走出了一片“他的天空”。

1947年出生於廣東省梅縣，國立藝專電影科畢業，1973年進入電影界，擔任李行的場記、助導，並從事編劇，作品有《桃花女鬥周公》、《早安台北》、《蹦蹦一串心》等。自1981年《就是溜溜的她》起開始擔任導演，並與陳坤厚搭檔，由侯孝賢編劇、陳坤厚擔任攝影師，兩人輪流執導，拍攝一系列頗為賣座的商業片。1982年的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因為影片的清新風格與環保概念，博得當時新派影評人的一致讚揚，成為「台灣新電影」運動的一次前奏。而在新派影評人以及文化界人士的影響下，侯孝賢開始擺脫過去商業電影的窠臼，以比較嚴肅的態度拍攝電影。1983年侯孝賢與萬仁、曾壯祥合拍的《兒子的大玩偶》（改編自黃春明的三篇小說），為台灣新電影開啟新的紀元。同年拍攝的《風櫃來的人》，是侯孝賢由過去直覺的拍攝方式轉為自覺創作的一部重要電影，本片與之後的《冬冬的假期》（1984）、《童年往事》（1985）、《戀戀風塵》（1986）等片皆為侯孝賢自傳性電影階段，他在這些影片裡所關注的青少年成長、鄉土題材與所發展出來的美學風格成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標記，對當時與以後的台灣電影影響深遠。在《尼羅河女兒》（1987）輕觸當代台灣灰色寓言之後，侯孝賢由鄉土題材轉而處理歷史題材，《悲情城市》（1989）、《戲夢人生》（1993）及《好男好女》（1995）合稱「台灣三部曲」，影片所處理的歷史涵蓋日治時期、二二八事件以及九○年代台灣的當下。其中《悲情城市》於1989年獲得威尼斯金獅獎，不但奠定侯孝賢國際電影大師的地位，也為其後的台灣電影開拓出「國際影展路線」。1993年的《戲夢人生》為其創作歷程中的一次顛峰，其最著名的長鏡頭、固定鏡位、空鏡頭等，在此片徹底發揮。1996年的《南國再見，南國》試圖回歸創作初期的直覺，捕捉台灣當下的現代節奏。1998年的《海上花》突破過去寫實的基調，以細膩富麗的電影鏡頭述說一則世紀末的滄桑寓言。到了2001年的《千禧曼波》則更加擺脫以往的影片風格，以同情的觀點捕捉現代都會年輕世代的浮世風景。

侯孝賢以其長鏡頭美學、固定鏡位、忽略敘事因果關係、寫實風格等為其影片特色。其影片在1983至1987年多不採用明星，自《悲情城市》後開始，逐漸採用明星作為演員。他意識到台灣電影環境無論是硬體設備或是人才上的缺乏等，都顯得極其困窘，於是自新電影風潮時期便常資助其他導演拍片，比如楊德昌拍攝《青梅竹馬》時便是由侯孝賢抵押房子出資，並擔任片中的男主角。侯孝賢任俠的作風與熱情的活力使其成為新電影陣營中的領導角色。而新電影陣營當中最常與侯孝賢合作的工作人員是編劇朱天文，自1983《風櫃來的人》開始，朱天文便成了侯孝賢的長期編劇搭檔（其中也有朱天文和吳念真一起合作的作品）。其他常合作的人尚有早期的攝影師陳坤厚（後來也成為新電影導演之一）、以及後來的攝影師李屏賓、錄音師杜篤之、剪接師廖慶松等。

2000年侯孝賢創立了「戲弄電影網」，以互動式電影帶動網友參與創作的風氣，並提供創作機會給青年學生，整合了多方的資源，讓創作者與觀賞者有了一個不同以往的交流媒介。2002年，侯孝賢與當代重要電影工作者及電影相關人士成立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，以促進影像藝術文化交流、整合影像創作資源為目的，並將定期舉辦電影相關教育訓練及活動，培育影像創作人才，透過影像來持續推展文化與教育活動。2002年11月，侯孝賢以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理事長的身分，接受台北市文化局委託，打造前美國大使官邸成為「台北之家‧光點台北」電影文化空間。

侯孝賢導演:

"台灣電影沉寂那麼久以後,非常重要的一部片子,

而且它非常好看,它有機會把台灣的電影重新拉起來!"